《旁观者2》比起做道德抉择，我更想在游戏里救所有人

   不管是生活还是游戏中，大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抉择，那种“我全都要！”的情况很少。在如《冰汽时代》这样的游戏中，因为游戏特殊的环境和时代，玩家还要受到道德的抉择。在《旁观者2》中比起做道德抉择，也许玩家更想在游戏里救所有人。

   【1】

   “终于全都得救了。”

   在通关Warm Lamp（暖灯）工作室的新作《Beholder 2》后，我坐在椅子前长舒了一口气。

   由于这次有国内的东品游戏参与发行，《Beholder 2》的文本翻译比前作好了很多，至少没之前那么重的机翻痕迹了。而游玩过程中最明显的感觉，是主角不像前作游戏中那么“无能”了。

   《Beholder》的初代两年前火过一阵，那时玩家需要扮演一个极权国家的楼管，监视租户、偷听对话，然后举报“思想不够纯洁”的邻居。

   但由于主角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公务员，自己家也有本难念的经，有着生病的女儿、缺钱读书的儿子，玩家需要在良心和利益之间来回挣扎，决定靠不靠“恶意举报”谋取私利。

   这也让游戏里的所有角色很难都有Good Ending：

   狠得下心做坏人的，成了忠犬，按要求兢兢业业地处理了所有住户，性命无忧却得不到良心安宁；

   做善人的，帮助无辜房客偷渡海外、把儿子送出国避难，自己却在半夜被拖进警车杀头。

   即便通过无数次试探后总结出了“完美”路线，避开了秩序部的监视，让自己和家人成功逃到海外，也不过是一家人得救，帮助过你的人们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初代很多差评都来自“无能为力”

   因为Warm Lamp是一家俄罗斯工作室，所以当年很多玩家都评价说，这种哪条路都是苦路的感觉，有种俄罗斯历史的既视感。

   《Beholder》这个名字，也成为了对游戏最好阐释——你的工作是一名旁观者。而就算你再努力，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苦苦挣扎，到最后也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。

   【2】

   玩家们可能已经厌倦了做“怎么选都不爽”的道德抉择。

   近几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抉择，可能是《巫师3》的血腥男爵任务线。不论杰洛特在游戏中选择如何与多方势力博弈，最后都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当年玩到这里，不论男爵本身多么人渣，玩家们都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丝共情。

   但到了去年的《冰汽时代》，就因为结局画面加了一句“但这一切值得吗”，就遭到了玩家的大规模非议：我玩个游戏，费尽心机抓生产、救世界，结果人都快饿死了还要执着加不加班，矫不矫情？

《冰汽时代》的道德拷问

   为什么有的道德抉择打动人心，有的道德抉择却让人心生膈应，这其实是一个主菜和配菜的问题。

   道德抉择让不让人厌烦，除了它本身的剧情设置是否合理之外，还在于它是叙事的目的还是手段。

   在反乌托邦游戏里， “为抉择而抉择”曾经是一种惯用手法。或者说，这个题材之所以成为大量独立游戏的创意源头,在于它有一套非常易于执行的“剧情——玩法——拷问”三层结构：

   从最早的《请出示文件》（Paper, Please），到《奥威尔》（Orwell）系列和《头条新闻》（Headliner），都逃不开这个结构：

   剧情，可以直接取用反乌托邦作品完善的世界观：

   大多数的反乌托邦游戏，蓝本都无法脱离经典的反乌托邦三部曲：扎米亚金的《我们》、奥威尔《1984》和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其中又以《1984》为甚。

   常见的框架大家也很熟悉，有一个精神状况压抑、充满个人崇拜、极端国家主义的社会，而我们的主人公却在其中觉醒了自由的思想……在这样的世界观里，冲突是天然存在的，拥有着自由思想的个人（玩家）必然反对威权，斗争——反抗的桥段非常自然。

   玩法，在剧情的对立框架下可以设计得成本十分低廉：

   有了大社会和小人物的对立，游戏的玩法可以全部聚焦在“扮演一颗螺丝钉”上，把在极权社会的日常工作游戏化，就有了《请出示文件》里面成天检查文件的公务员，《奥威尔》里钻研个人资料、琢磨抓捕“罪犯”的调查员。

很多“反乌”游戏的玩法交互都是和文件打交道

   而最后打动玩家的关键点，就在于陷入两难境地的道德拷问：

   作为一个与社会主旋律相悖的异类，玩家要么选择同流合污、要么选择反抗救世，前者让你良心不安，后者让你遇到现实难题。

   这三层结构之所以成立，全都基于反乌托邦题材的基础世界图景：你是一个生活在下行的世界中、难以为自身做选择的弱小个体。

   所以很少有制作组会一直把这个题材拿来用——反乌托邦游戏的情感内核实际上同质化比较严重，看多了也就腻了。

   对于玩家来说，对反乌托邦的情感想象也十分容易消耗。

   明朝文学家徐渭论诗时说过，“好诗如冷水浇背,陡然一惊,便是兴观群怨”。这种“陡然一惊”的打动，就是反乌托邦题材触及人性时的感觉。

   但游戏是游戏，天天用冷水浇背是行不通的。

   【3】

   所以在《Beholder 2》里，Warm Lamp做出了他们的变革：

   让反乌托邦游戏脱离叙事小品的框架。 

   反乌托邦可以是奥威尔式的，也可以比奥威尔的故事走得更远——我们的主角不仅仅只能是《1984》里的温斯顿，更可以是《V字仇杀队》的“V”或是历史上的罗伯斯庇尔。

   《Beholder 2》延续了前作的世界观，Warm Lamp决定把前作一个模糊的极权国家勾勒得更为完整，世界也从远东的角落来到了国家的权力核心地带：“真理部”的大厦之中。

   而你的主角，也不再是前作中孑然一身的楼管，而是落马高官的后代，目的是凭借自身能力在权力的的阶梯中爬到高处。也正是如此，玩家终于有机会能够动用自己的权力直接改变这个糟糕的社会。

   游戏的视角也完成了一次维度转换：从前作封闭在一栋公寓中的单屏模拟经营游戏，变成了一个有立体场景的多元世界。